在刑事訴訟中，許多案件的關鍵往往取決於「證人供述」。然而，如果證人沒有到庭，檢方是否仍能以其在警詢或檢察官調查時的陳述作為定罪依據？
憲法法庭於112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，針對「未到庭證人之警詢陳述是否可作為有罪判決的證據」作出重要見解，重新釐清了被告之防禦權保障與真實發現原則之平衡界線。
一、爭點背景：未出庭證人之陳述能否具證據能力？
依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9條之3第1款及第3款規定：
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其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，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，得為證據：
1、死亡者。
2、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者。」
換言之，若證人死亡或無法出庭，只要該筆陳述具有「可信之特別情況」，法院得以例外採為證據。然而，此條款的實際運作，在實務上經常引發爭議——
例如：
警詢或檢察官偵查筆錄能否直接採信？
被告是否有被剝奪對質、詰問的防禦權？
該陳述若為定罪的主要依據，是否違反憲法保障的公平審判權？
二、憲法法庭的見解重點
憲法法庭於本號判決中明確指出：
法院適用第159條之3規定時，應嚴格審查法定要件，確認「死亡」、「所在不明」等情形是否真屬實，不得寬鬆認定。
即使符合要件，法院仍須確保被告有「相當之防禦權補償」。
換言之，被告雖無法在法庭上直接對質詰問該證人，但整體訴訟程序中，仍須提供被告充分的防禦機會，例如：
1.有機會提出反證
2.能要求傳喚其他證人或提出鑑定
3.檢察官或法院應揭露筆錄來源與製作過程
未經被告當庭對質、詰問的證人筆錄，不得作為法院判決有罪的「唯一或主要證據」。
也就是說，若法院僅憑該份警詢或檢察官筆錄就作出有罪認定，即違反憲法所保障之「公平審判權」與「訴訟防禦權」。
三、法理分析：真實發現與人權保障的平衡
刑事審判的核心，在於同時追求**「發現真實」與「保障人權」**。但若為追求真實而犧牲被告的防禦權，就會導致審判失衡。
憲法法庭指出，雖然刑事訴訟目的在於查明事實、懲罰犯罪，但程序的正當性同樣是不可妥協的價值。
因此，當法院採用未經詰問的證人陳述作為證據時，必須：
1.經過嚴格的必要性審查；
2.確保程序補償；
3.並輔以其他客觀證據加以印證。
若欠缺這些程序保障，該筆陳述即不具備合憲的證據能力。
四、對實務的啟示：刑事辯護須把握的重點
本判決對刑事辯護實務具有重大影響，特別是在以下情境中 ，證人未出庭，但檢方欲引用其警詢筆錄時，律師應主張：
1.無法確認「所在不明」是否屬實
2.無補償機制，違反對質詰問權
3.該筆錄不得作為主要或唯一定罪依據
若法院採信此類陳述，辯護人可主張違反憲法保障之防禦權，聲請排除該證據或提起上訴。
若案件涉及唯一證人失聯或死亡，辯護策略重點應轉為：
1.爭取鑑定或其他補強證據
2.指出筆錄製作程序瑕疵（誘導、未逐字記錄、缺乏錄音錄影等）
3.要求法院適用憲法法庭之意旨，從嚴判斷證據能力
五、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觀點
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長期專注於刑事案件辯護，深知「對質詰問權」是確保無辜者不被錯判的最後防線。
憲法法庭112憲判字第12號判決再次提醒司法實務：
即使追求真實，也不能忽視程序正義。
法院與檢方在引用未出庭證人之陳述時，必須充分揭露、審慎採信，否則即構成違憲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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