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兩岸往來頻繁的情況下，常見疑問是：若某人在大陸地區犯罪，回到台灣後是否仍會受到台灣司法追訴？法院在相關判決中所採取的法律見解，提供了清楚的法理基礎與實務處理方式。
本文整理該類判決的核心法律見解與實務啟示，供事務所官方網站刊登使用（已移除所有案情與識別細節）。
一、法院的基本法理：法律上「大陸地區」仍屬我國領土範圍（法理依據）
法院在相關裁判中通常援引下列法源，作為我國法院對於發生於大陸地區之犯罪仍有審判權的法理基礎：
- 《中華民國憲法》第4條（領土規定）
- 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（就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關係，得以法律為特別規定）
- 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（常簡稱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」）之相關條文，特別是定義性條文與第75條（關於在大陸地區犯罪之處理與免除刑之執行之規定）
- 最高法院既有判例（用以支持上述法理解釋）。
法院之立場可概括為：儘管在事實上（行政/執行面）對大陸地區的司法權有執行限制，但在法律上大陸地區仍被視為中華民國領土範圍之一，故我國刑法在法律上對該等行為仍具管轄基礎。
二、刑法適用：罪名評價與共同犯理論
對於涉外或跨境犯罪，法院在實務上通常遵循下列刑法原則來評價與處理：
- 罪名適用
個別犯罪是否成立，仍以刑法條文要件為準（例如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」等）。犯罪成立要件之認定仍回歸事實與證據（供述、客觀證據等）。
- 共同正犯（刑法第28條）
若多人成立「犯意聯絡」且分工實施犯罪，則可按共同正犯論處。裁判會考量參與程度、分工、是否為主謀或從犯等因素作為量刑依據。
- 想像競合（刑法第55條）
對於單一行為同時觸犯多個同種罪名（或同一行為構成多個法益之侵害），法院採「想像競合」處理，從一重處斷，避免累罪過度處罰。
三、量刑審酌要點
法官在量刑時會綜合考量客觀與主觀情狀，包括：
- 行為人於整體犯罪中之角色（主謀、指示者或配合參與者）
- 犯後態度（坦承、悔意、是否有自首或協助偵查）
- 犯罪之結果與危害程度（是否造成長期拘束、重大傷害等）
- 是否有前科、家庭與經濟情況（扶養責任、收入等）
- 是否有補償、和解或其他修復行為。
上述因素一併影響刑度之高低或是否適用易科罰金、緩刑等處遇。
四、免除刑之執行（兩岸條例第75條）的功能與適用
一項關鍵性的實務見解是：即便台灣法院依法對在大陸地區之犯罪具有審判權，若行為人已在大陸地區就相同事實被定罪並已確定且執行刑罰（或服刑期已滿），我國法院可根據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第75條之規定，免除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。
此規定的法理目的與實務效果包括：
- 防止在不同法域間因同一事實而遭受重複處罰（兼顧 ne bis in idem 的精神）；
- 平衡司法主權行使與人權保障，避免當事人因跨域定罪而遭受過度累罰；
- 仍保留台灣法院「判斷與裁量」的空間：即法院可判處，但得決定是否執行，視被告在他域之受刑情形、刑度與執行期間是否已達到懲罰與矯正之綜效而定。
實務上，是否免除執行屬法院之裁量，會視他域判決的確定性、執行期間長短、兩地之法定刑是否相當等因素綜合判斷。
五、實務上的重要啟示（對當事人與律師）
- 跨境行為非法律真空
在外地（例如大陸）實施之違法行為，回台後仍可能面臨台灣司法追訴；因此涉案者應及早尋求法律協助，避免誤以為回台即可免責。
- 已在外地受刑，仍應律師評估是否向台灣司法主張免執行
當事人若已在外地受判處刑罰並執行，返台後律師應蒐集在外地之判決書、執行證明、服刑證明等文件，向法院主張依兩岸條例免除執行或減少執行之適用。
- 證據與供述的重要性
即使行為地在外地，台灣法院仍以卷內證據（含供述、客觀書證、第三方證言等）為審判基礎；因此於偵查與審理階段的證據管理與辯護策略仍至關重要。
- 雙重風險與程序策略
涉及跨境案件常有「雙重司法風險」：可能同時觸發他域與台灣之程序。律師團隊需同時評估兩地法律後果，擬訂包含證據保存、與他域判決相互檢視、以及應對台灣偵查之策略。
六、結語（給當事人與家屬的提醒）
台灣法院在法理上有可能對發生於大陸地區之犯罪行為行使審判權，但在具體處遇上會考量他域已受之刑罰與執行情形，法院得依相關條例免除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。
面對跨境刑事風險，及早諮詢有處理跨域刑事經驗的律師，並完整蒐集他域判決與執行證明，是爭取有利結果的關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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