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言
台灣司法史上備受矚目的死刑釋憲案，於 2024 年 9 月 20 日下午由憲法法庭正式宣判（113 年憲判字第 8 號）。此案由王信福等 37 名死囚共同聲請，挑戰死刑制度是否違反憲法保障之生存權、平等權及比例原則。這場判決不僅牽動著 37 名定讞死囚的命運，更觸及了台灣社會對於正義、人權與法治最敏感的神經。
憲法法庭最終宣判：死刑制度在「部分違憲、部分合憲」的前提下，原則上合憲，但必須受到嚴格的程序限制與範疇限縮。 此一判決確立了台灣並未邁入全面廢死的國度，但也大幅提高了判處死刑的門檻與程序要求。
本文將深入剖析判決主文的七大核心重點，並結合被害者家屬的觀點，探討此判決對台灣刑事司法體系的深遠影響。
一、 判決核心：死刑合憲，但僅限「最嚴重犯罪」
憲法法庭在判決主文第一點中明確指出，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（殺人者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）等相關規定，將死刑列為法定刑之一，並未違反憲法。
大法官認為，故意殺人罪係侵害他人生命權之「最嚴重犯罪類型」。在目前憲法架構下，對於此類情節屬最嚴重、且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正當法律程序要求的案件，處以死刑尚不違反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。
換言之，死刑作為一種刑罰手段，在台灣法律體系中依然被保留，並未被宣告違憲。這對於社會大眾普遍反對廢死的民意而言，是一個重要的司法回應。
二、 廢除「唯一死刑」：賦予法官裁量權
雖然死刑制度本身合憲，但憲法法庭宣告「唯一死刑」的規定違憲。
判決主文第二點指出，刑法第 348 條第 1 項（修正前）關於犯擄人勒贖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「處死刑」之規定，因不問犯罪情節輕重，一律以死刑為唯一法定刑，違反了憲法罪責原則及比例原則。
這意味著，未來立法機關必須修正相關法律，即使是針對極其嚴重的結合犯（如強盜殺人、擄人勒贖殺人），法官也必須擁有裁量空間，能夠依據個案情節選擇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，而不能被法律強制要求「只能判死」。
這體現了司法對於個案正義的細緻追求，避免僵化的法律條文造成過度嚴苛的判決。
三、 程序正義的再升級：判死的三道防線
本次釋憲判決最關鍵的變革，在於對死刑案件設下了極為嚴格的「程序正義」門檻。大法官透過判決主文第三、四、五點，構築了判處死刑的三道防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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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查與審判中的強制辯護（主文第三、四點）：
過去刑事訴訟法對於偵查階段或第三審（最高法院）的辯護權保障可能有不足之處。憲法法庭此次明確要求，凡是涉嫌可能被判處死刑的案件，從偵查階段（檢察官訊問、警方調查）開始，被告就應有辯護人在場；到了第三審法律審，更應有「強制辯護」制度的適用。這確保了被告在面對國家強大的追訴權力時，擁有足夠的法律專業協助，以保障其訴訟防禦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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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審必須進行言詞辯論（主文第五點）：
過去最高法院審理死刑案件，常以書面審理為主，未必會開庭。但本次判決規定，第三審法院若要維持或做出死刑判決，必須經過言詞辯論。這讓死刑案件的審理更加公開透明，也讓被告與辯護律師有直接向終審法官陳述意見的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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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處死刑須經「一致決」（主文第六點）：
這或許是本次判決中影響最鉅的變革。憲法法庭規定，科處死刑的判決，必須經各級法院合議庭法官「一致決」（全體同意）。這意味著，只要合議庭中有一位法官反對判處死刑，該名被告就不能被判死。這無疑極大幅度地提高了死刑的判決難度，確保只有在罪證確鑿且所有審判者皆無異議的情況下，國家才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命。
四、 特殊主體的保障：精神障礙者不得判死
判決主文第七點針對被告的精神狀態做出了規範。若被告在行為時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（符合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情形），不得科處死刑。此外，若被告在審判期間或執行期間出現精神障礙導致辨識能力降低，亦不得執行死刑。
這項規定是基於人道主義及對弱勢者的保護，避免對心智狀態不健全者施以極刑，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趨勢。
五、 被害者家屬的沈痛呼籲：正義是否遲到？
在法律論述之外，我們不能忽視死刑議題中另一個重要的面向——被害者家屬的聲音。在釋憲結果出爐的同時，台南殺警案殉職警員凃明誠的二姊，代表受害者家屬發出了撕心裂肺的控訴。
對於被害家屬而言，死刑不僅是法律的制裁，更是對逝去親人的一種交代。影片中，凃二姊提到兇手在法庭上雖表示歉意，但態度卻讓家屬感受到「惡性重大、泯滅人性」，甚至在二審時仍擔憂死刑判決可能被逆轉。
家屬們堅決拒絕兇手的道歉，認為兇手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，這才是民主法治社會最大的價值。
家屬的眼淚與憤怒，凸顯了司法在「保障被告人權」與「實現被害正義」之間的艱難拉扯。釋憲判決雖然保留了死刑，但層層加鎖的程序限制，讓家屬擔憂正義的實現將變得更加漫長與困難。
他們質疑，對於那些罪證確鑿、手段殘忍的兇手，過多的程序保障是否變相成為了加害者的保護傘？這是一個法律人與立法者在落實憲法判決時，必須謙卑傾聽並試圖回應的社會痛點。
六、 結論與展望：更嚴謹的法治國度
總結來說，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，並未宣告死刑違憲，這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台灣社會高達八成反對廢死的主流民意。然而，透過「限縮適用範圍」與「嚴格化正當法律程序」，台灣的死刑制度實質上已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。
對於未來的司法實務，本事務所歸納以下幾點觀察：
- 死刑案件將大幅減少： 由於「法官一致決」的高門檻，未來法院要做出死刑判決將變得極為困難。
- 訴訟程序將更為冗長： 強制辯護、言詞辯論以及對於精神狀態的鑑定要求，將使死刑案件的審理耗時更久。
- 37 名死囚的救濟機會： 根據判決意旨，現存的 37 名死囚若其案件程序不符本次釋憲要求（例如未經一致決、未有強制辯護等），將有機會請求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，這可能會引發一波死刑案件的發回更審潮。
這項判決是台灣人權發展的重要一步，標誌著我們對於剝奪生命權的公權力行使，抱持著最戒慎恐懼的態度。
然而，如何在保障被告人權的同時，安撫被害者家屬的傷痛，並維持社會大眾對司法的信任，將是後續修法與司法實務操作上最大的挑戰。
作為法律專業人士，我們肯定司法對於程序正義的堅持，但也深知每一個法律條文背後，都承載著真實的人生與血淚。
本事務所將持續關注後續相關法律的修正與實務見解的變遷，為當事人提供最專業、最前沿的法律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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